景泰元年（1449年）十月初一，也先率领瓦剌主力大军，挟持着英宗朱祁镇，兵分三路直扑北京。东路军进攻古北口，西路军进犯居庸关，也先则亲率中路军主力经紫荆关突破长城防线，于十月十一日抵达北京城下。瓦剌军扎营于西直门外，号称十万大军，连日派人辱骂挑战，企图诱明军出城决战。
面对强敌压境，于谦召开战前军事会议，确立了"出城迎敌，固守待援"的作战方针。他力排众议，主张将主力部队部署于九门之外，主动迎战瓦剌骑兵，而不是龟缩城内被动防御。"若闭门不出，敌军必以为我军怯战，士气更盛；出城列阵，则可示我军死战之心"，于谦向将领们解释道。随后，他颁布了严厉的军令："诸将率师出城，列阵于各门之外；城门全部关闭，擅自开门者斩；将领临阵脱逃者，斩；士兵抛弃将领者，后队斩前队！"
在兵力部署上，于谦做出了周密安排：总兵官石亨率主力列阵于德胜门，抵御也先的正面进攻；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而于谦自己，则与石亨一同镇守最为关键的德胜门——这里是瓦剌军南下的必经之路，注定将成为主战场。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也先果然首先对德胜门发起猛攻。瓦剌骑兵凭借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的优势，向明军阵地发起冲锋。于谦早已料到敌军会有此一招，提前在德胜门外的民居中设下埋伏，并派少量骑兵前去诱敌。敌军见明军兵力薄弱，果然全力追击，陷入了明军的包围圈。随着于谦一声令下，埋伏在民居中的火炮、神枪同时开火，瓦剌骑兵纷纷倒地。石亨趁机率领精锐骑兵从侧翼发起反击，瓦剌军阵脚大乱，仓皇败退，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当场战死。
德胜门失利后，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守将都督孙镗率部奋力抵抗，但瓦剌军攻势猛烈，明军渐渐不支。就在危急时刻，石亨率领援军从德胜门赶来支援，于谦也派神机营火速增援。在两路明军的夹击下，瓦剌军再次大败，被迫撤退。十月十四日，瓦剌军转而进攻彰义门，于谦令副总兵武兴率军迎战。武兴采用"车骑协同"战术，以战车阻挡骑兵冲锋，再以火器攻击，瓦剌军死伤惨重。然而，就在明军即将获胜之际，部分太监不顾军纪贸然出击，打乱了明军阵形，武兴不幸中箭牺牲，彰义门形势危急。于谦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都督王敬率军驰援，最终击退了瓦剌军，守住了阵地。
在这场持续数日的激战中，北京城的百姓展现了空前的爱国热情。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有的登上城墙帮助明军搬运武器弹药，有的在城下放火焚烧瓦剌军的粮草，还有的甚至拿起菜刀、锄头加入战斗。有位名叫程通的读书人，带着全家老小登上城墙，向瓦剌军投掷石块，他说："于公为保卫京城呕心沥血，我辈百姓岂能坐视不理？"这种军民同心的场景，成为北京保卫战中最动人的画面。
也先率领的瓦剌军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在明军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士气日益低落。更让也先担忧的是，于谦早已派将领率军袭扰瓦剌军的后方补给线，同时各地援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赶来。随着天气转寒，瓦剌军的粮草和御寒衣物都出现了短缺，而明军的防守却愈发坚固。十月十五日，也先意识到攻占北京已无可能，且担心退路被明军切断，于是连夜率军撤退。于谦得知后，立即命令石亨等人率军追击，又令神机营沿途伏击，斩获瓦剌军数千人，夺回了大量被劫掠的物资。十一月初，瓦剌军全部退出长城防线，北京保卫战以明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四、社稷功臣：历史的铭记与沉思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犹如一剂强心针，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大明王朝。这场战役不仅成功击退了瓦剌军的入侵，保全了北京这座政治中心，更避免了明朝重蹈南宋南渡的覆辙，为华夏文明的延续立下了不朽功勋。正如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所言："于公以一书生，砥砺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于谦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诠释了何为"社稷之臣"。
这场战役的胜利，首先归功于于谦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作为一名从未指挥过大规模战役的文官，于谦在危急时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他提出的"固守京师"主张，粉碎了南迁派的妥协阴谋；他确立的新君地位，瓦解了也先的政治要挟；他制定的"出城迎敌"战术，充分发挥了明军的火器优势；他实施的粮草调配方案，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应。这些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展现了高超的统筹规划能力。
其次，这场胜利是军民同心、同仇敌忾的结果。于谦的坚定决心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将士的士气。从将领到士兵，无不抱着"与京城共存亡"的信念奋勇作战；从官员到百姓，无不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这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是明军能够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所记载："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是明朝军民在明景帝领导、于谦主持下开展的一场成功的首都保卫战"，这场胜利属于每一个为保卫家国而战的人。
北京保卫战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在军事上，于谦在战役中运用的"车骑协同火器优先"等战术理念，为后世军事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两百年后，袁崇焕镇守宁远时，仍沿用了彰义门之战中的火器战法；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也继承了于谦的军事思想。在政治上，这场胜利暂时稳定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为景泰年间的社会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德胜门箭楼上"固若金汤"的匾额，不仅是对这场战役的纪念，更成为中华文明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
然而，这位社稷功臣的结局却令人扼腕。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徐有贞、石亨等人为谋取私利，发动"夺门之变"，迎立被瓦剌释放回京的英宗朱祁镇复辟。为了给这场政变寻找合法性，徐有贞向英宗进谗言："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英宗虽知于谦有功，但在权力诱惑下最终还是下令处死了这位忠臣。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百姓无不痛哭流涕。抄家的官员发现，这位身居高位的兵部尚书家中"门第萧然，不容私谒"，除了皇帝赏赐的物品外，竟无任何私产，唯有书房中悬挂的"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见证着他一生的清廉与忠诚。
历史终究会还英雄以公道。明宪宗即位后，为于谦平反昭雪，追赠太傅，谥号"忠肃"；明孝宗时，又为其建立祠堂，供后人祭祀。历代文人墨客无不敬仰于谦的气节与功绩，袁裘曾评价："谋国之善，古未闻也"，屠隆则称其"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于谦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他的精神跨越了时空，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望1449年的那场生死决战，于谦用一介书生的肩膀扛起了家国重任，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不朽传奇。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一座城市，更扞卫了一种精神——那是临危不惧的担当精神，是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是清正廉洁的为官精神。正如于谦在《石灰吟》中所写："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既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数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城头，仿佛仍能听到当年的战鼓轰鸣，看到那位白发官员身披铠甲、屹立城头的身影，那身影早已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成为永恒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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