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韩琦步步紧逼，富弼步步后撤。
韩党开始入侵各个重要部门，拿下一个又一个关键岗位，几乎北方所有的转运使全部沦陷。
一个以地方要员为路线，一个紧守京官地盘，俩人渐渐分出高下。
大略统计，今年秋税入账两千三百万贯，如果能取得户部的两千万国债，这就足够发动一场大型战争了。
韩琦磨刀霍霍，飞鸽传书让边军向朝廷奏报，“西夏入侵”！
军报到京之日，就是他对富弼发起总攻之时。
李长安似乎完全忘记了正在跟韩琦进行党争，每天忙的都是边角料的小事。
推进内务部的组建；对之前皇产运营人员进行追赃；辅助苏轼对开封营商环境进行整顿；日常跟踪管理新运河的施工进程。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帮赵顼组建了一支公关团队，在东京掀起了一场“皇帝热”。
虽然他没给大人物做过秘书，可是耳濡目染，在媒体发达的时代，他是见过普沙皇跟金三世的宣传套路的。
无非是个人勇武智慧，加上高瞻远瞩，配上亲民爱民。
在这个媒体的蛮荒时代，即便是只领先了一丁点的见识，也足够他掀起一场滔天巨浪。
最开始，朝廷大佬们根本没瞧上李长安的瞎胡闹。
大家以为，这不过又是一次“财神”式的造势，无非是想保住赵顼的地位，以免将来真的有“霍光”要施行废立。
就连苏轼、钱韦明这样的顶级聪明人，也完全猜不透李长安的心思。
大家各立门派，积聚力量，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登顶宰相，施政安邦，晋升圣人。
你小子忽然转向去拍天子的马屁，难不成是堕落了，想走佞臣的路线？
就在苏轼对小曹衙内等进行了最终判决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
小曹衙内因纠结一帮勋贵党羽，利用家世和父辈余荫，在京中四处钻营勾兑，扰乱了大宋朝廷的正常运转，以及严重侵占了一些重要部门的资产，嚣张至极。
因此，本着惩奸除恶、以儆效尤的精神，根据大宋律法，苏轼判处这些人“除爵、流放、追赃、罚铜。”
追夺出身以来文字，终生禁止当官为吏，遇赦不赦，不得旨意不准回京。
宣判一下，差点没把曹佾伤心死。
他这个孙儿最是乖巧，平日里跟他最为亲昵，老人家一大把年纪了，这根本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献上国债票据十万贯、又上了请罪折子，要不是太皇太后拦着，差点把郡王爵位都不要了。
老太太立即叫来赵顼一顿训斥，这小曹再不济，也算你的表兄弟，怎么能把人往死里逼呢，赶紧赦免。
于是，赵顼下罪己诏了。
是的，大宋的第六位皇帝，登基第二年，没有大灾大难，也没有战败，忽然间就下罪己诏了。
一时之间，满朝哗然。
这是怎么了，今年水旱不调都没下罪己诏，怎么因为苏轼判了个案子，皇帝就下罪己诏了？
赵顼的罪己诏不是通过中书、门下进行发布的，而是直接发在了民营小报上：
自朕承大统，德不类，政多阙，致勋阀之家怙旧恩而玩法，恃贵势以侵政；或占田逾制，夺民产业；或居间请托，紊我铨衡；或纵舍人吏，骚扰州县；货贿公行，纪纲日隳。百姓咨嗟，朝廷耻之。
夫政以民为本，法与天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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