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彦博也赞成。
王提出的限以后，更被多数人赞成。
堂上八位宰相，田地最多的还是李逸，还有几千顷田地，超限几十万亩，地最少的是魏徵，却也有几千亩地，也超了本身品级的限额。
其余如王、温彦博，都是出身河东名门，王家还是五姓七宗之一。
杜如晦家是京兆杜氏，关中六姓之一。
房玄龄老家齐州歷城，他家属於清河房氏，虽不及五姓，可也是郡望名门。
裴矩，出身河东裴，也是关中六姓之一。
宇文士及，关陇贵族门阀。
名门望族，本身都是大地主。
於公於私，皇帝的那道詔敕，都太过骇人听闻，过於激进了。
李逸喝著茶，看著宰相们的討论，其实皇帝的这道詔救，歷史上是有人干过的。
南宋末年，国库空虚，財政严重危机，於是权臣贾似道便推行公田法，公田法核心，便是朝廷收购民间超限田地，规定两浙、江东江西等地，占田两百亩以上的官户、民户，按亩数抽三分之一为公田，由官府出租收租以充军餉。
贾似道带头献出万亩私田为表率，各级官员被迫跟进，短时间內收了三百多万亩公田，年入租米六百余万石，但执行过程中，丈量土地的官员肆意压低由价，甚至以官造、度、会子、茶盐钞充抵购田费用，许多中小地主因此破產。官府为確保租米足额徵收，强行摊派指標，连贫瘠的沙田、湖田也纳入徵税范围，农民苦不堪言，反而是加速了南宋的灭亡，这个公由策，其实是饮止渴。
当时官员占由限额是一品五十顷，九品五顷，对超限田地的抽买，实际支付仅为田產三分之一价格，保留原佃农租种，收取每亩一石的定额租。
贾似道的这个公由法，也是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为的了解决军粮问题，开始也是瞄向大官僚大地主们，可实际上，后来公田徵购，反而是对准了中小地主甚至是自耕农。
引的民怨沸腾，元军南下，江南官员、地主们纷纷投降。
说到底，贾似道的公田法，极大的损害了官僚地主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执行时就不可避免的变样，徵购由地，最后徵到了那些中小地主甚至自耕农头上，尤其是官吏从中舞弊贪污，田地徵购价不及市价三分之一。
就连佃户们，从原来地主佃户变成了官田佃户，租子还变高了，也成了受害者。
李逸相信，若李世民强行要推行这道超限抽买田地的政策，最后的结果肯定就是这些贵族官僚们，想办法把负担转移到百姓头上，让一道好政策，变成害民之政。
这就好比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政策，本身是好的，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和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对抗，哪有这么容易。
李逸做总结髮言，“我也觉得这次限田令有些考虑不周，操之过急了。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不能上来就这么急，欲速则不达嘛。
我赞同王相的提议，咱们先定占田限额，然后严禁买卖口分田，对於已有的永业田，不论是超限还是没超限的，当允许买卖，但买卖须立红契，每万钱抽四百，卖家抽三百，买家抽一百，是为输估。
再有，便是若已占田超限者，於狭乡不得再购买田地，只允许在边州宽乡处买田。
对占田超限田地，朝廷暂不实行抽买和亩课二斗之令。
但是，”
李逸话锋一转，加大音量，“不论公田私田，不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所有田地，须亩纳二升义仓粮，士绅一体纳粮。”
这才是皇帝和李逸商量的真正目的。
所谓占田超限要抽买一半，另一半亩课二斗粟，不过是烟雾弹而已。
真正的目的是亩纳二升的义仓粮。
上来先一副要掀桌子的架势，转移注意力，堂中宰相们都被李逸这突然拋出来的提议而陷入沉思。
亩纳两升义仓粮，且是官绅一体纳粮。
相比起先前皇帝那道严厉的限田令，这倒显得温和多了。
“裴侍中，你之前兼过户部尚书，也知晓现在朝廷財政底细。国家总共才二百万课丁就算各地风调雨顺，这租赋一年也就四百万石。户调，也就百来万匹绢。
诸位，就这点税赋收入，能办什么事
没错，义仓粮就是地税，是为財政增收的。”
王道：“我以为当量入为出，要节流。”
“王相，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仅是节流也不行，还得开源。就说如今京官无俸，地方官更是连禄都没有，各衙门连公的办公费用都没，全靠公田收租、公钱放贷维持。
堂堂朝廷官府，却放高利贷，各级衙门都安排了许多捉钱令史，只要捉钱放贷的好，优先给予他们授官。
光是京师百司，就有七百余捉钱令史，一年数百令史获授官资格，长此下去，岂不是朝廷百司官吏，全是捉钱吏出身”
亩纳两升粟，义仓粮能征几百万石粟，相当於正租翻了一倍，对於眼下的朝廷財政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
快八十岁的裴矩授著银白长须，对李逸的话很赞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做过户部尚书，虽然时间不长，可也对国家財政很清楚。
一番谈话后，李逸道：“那么今日堂议，便是驳回陛下限田令詔救。我將刚才所议的限田、义仓粮等策整理记录，抄呈陛下。”
“我同意。”王率先发话。
魏徵、杜如晦、房玄龄等也都出声同意，温彦博、宇文土及、裴矩跟著点头。
必须驳回皇帝那道限田令！
相比之下，亩纳两升粟的义仓粮制倒不算什么了。
被徵购超限田地和亩课二斗，与一亩二升的义仓粮，敦轻敦重，他们还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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