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一，韩绛拜相。
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同平章事、建雄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掌三司条例司。
辅政，变法！
王安石，因健康原因，暂时休养。
赏龙图阁大学士，勤政殿四时听召，参谋礼部、户部事。
司马光，辞御史中丞，归洛，书局随身。
改端明殿大学士，转西京留司御史台，擢右谏议大夫。
消息一出，汴京百姓鸣鞭放炮，开始大肆欢庆。他们不知道韩绛的政略，也不知司马光归洛有什么影响。
只要王安石不搞新政了，那大家就很开心，勒在脖子上的绳套松掉，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
这让礼部在南熏门搞的“测声碑”揭幕仪式显得格外隆重。
事出仓促，朝廷又没多余的钱，加上这还是为数不多的在御道上立碑，官员们也没有案例可以参照。
兴许是他们给工部下错了单，或许是工部的工匠看错了图纸。
他们把一个立着的方尖碑，刻成了一个躺着的铺路石。
为了补救，从商户那里劝捐了一百贯，在御道边上建了一个木制的碑亭，交差了事。
只不过他们应该没料到，大热的暑天，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出家门，来看朝廷立一块儿石头。
李长安进不了城，只能在南熏门外看热闹，派广孝过去给沈括喝彩。
本来礼部只准备了简陋的仪式，揭开红绸，金笔描漆，然后颁下官家给的赏赐诏书，应付了事。
对比热心的汴京百姓，他们成了眼瞎不识英才的小丑。
碑亭上，被百姓粘了一层又一层的红纸条，如同一面面锦旗，狠狠地打着礼部官员的脸。
人群里，辽国使臣从面色凝重，到叹息连连。
宋国人才辈出，胜大辽十倍，两国此消彼长，终有一日南国要超过北国，到时候大辽的日子就难过了。
可喜的是，即便有了英杰，因为上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也不会得到重用，大辽还会有很长的好日子可以过。
沈括领着自己的弟子站在御道中央，南熏门那边有人慢慢的，重重的敲动铜锣。
短暂的时间过后，声音传到近前，人们欢声雷动。
一滴答，一千二百三十六尺，又三寸六分，我们宋人率先测定了这个无形之物的速度。
探究万物之理，破解天地奥秘，我们真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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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堂又一次陷入了剑拔弩张。
一番辩论，新党和旧党彻底分明了站队，不论是因为政见还是利益，大家都势同水火，再不能相容。
司马光去职，韩绛登台，是新党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刚一上台，韩绛立即上书，减免了刺杀李长安这群人的罪行。仅以“行为不端，引发混乱”为名目，判他们到横海军军前效力五年。
新党一时间大感振奋，雄心万丈，势要全力支持韩相公主政变法。
紧接着，韩绛宣布，要重新调整科举，开设官学，培养新法人才，为学子们开辟第二条报国之路。
除王安石创立的三司条例司，另外在吏部新加部门“新法考成司”，施行绩效考核，末位淘汰。谁推行新法不力，直接查办劝退，用官学培养的新人来代替。
除了赵光义之外，大宋还没有宰相真的开府建衙。
王安石跟韩绛，用擦边球的办法，以创建新衙门的名义，实质上实现了这个权力。
至此，新党如大日凌空，旧党如西山落日。
文彦博的妥协，欧阳修的病体，司马光的去职，韩琦远在西北，庆历旧党只剩一个富弼，独木难支。
王雱在府中摆席吃酒，大醉方休。
官家为了安抚王安石，超擢王雱为知制诰，他从此也迈入了高级干部的行列。
真正开心的是，官家并没有厌弃王家，只要过了一两年，一纸诏令，父亲就可以重新回归政事堂，执掌天下。
到时候什么苏轼、李长安、钱韦明，司马康，通通都撵去西北吃沙子去吧。
然而，新党们还没高兴上两天，风云突变。
汴京到处流传一本《新法二十六条》的小册子，有刻本、手抄、唱词、儿歌，不一而足。
从“青苗贷”到“市易法”到“新马政”再到“免疫法”，把新党曾经计划过的所有政令，整理分析，全给披露了出去。
并且，进行了严重的歪曲，和恶意的解读。
青苗贷要干什么，要绕过富户和世家，直接收割中户和小民；
市易法呢，要提高税率，将所有物品纳入禁榷范围，拔所有人的羊毛；
新马政，不过是推卸责任，将养马的成本转嫁给上户，贪官污吏自己不干事儿，然后盘剥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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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的，你一文钱买一本回家慢慢看。
不识字的，去茶楼或者墙角，有都是人讨论，听几耳朵也能了解所有细节。
很快，整个汴京市井陷入了恐慌，然后就是市面肉眼可见的转入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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