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赤旗书店的地下室。
老板用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门。
锁已经生锈，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像是某种生物的呻吟。
“都在这里了。”
狭窄的地下室里，堆满了纸箱。每个箱子上都用褪色的马克笔写着年份：1960、1968、1970、1972……
数字像墓碑。
空气很潮湿，带着霉味和时间的气息——那是梦想腐烂的味道。
一盏昏黄的灯泡悬在天花板上，摇摇晃晃，投下晃动的影子，像是这些箱子在呼吸。
“遗产。”老板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墓地里说话，“本来想烧掉的，但总觉得……”
他没说完，只是看着那些箱子。
但新二懂。
总觉得，灰烬之下，还有未燃尽的火星。
总觉得，有一天，会有人来点燃它们。
第一个箱子。1960年。
新二打开它，扬起一片灰尘。
《资本论》全三卷，德文原版和日译本并排放着，封面已经发黄，但那些金色的字母依然清晰。
旁边是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书页上有铅笔标注，有些地方被反复翻阅，纸张都快磨破了。
第二个箱子，1965年。
列宁来了。
《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怎么办？》
实践的理论，革命的教科书。
书页上有笔记，急促而激动的字迹——“对！就是这样！”，“终于明白了！”，“我们一定会胜利！”
仿佛能看到当年某个青年熬夜苦读的身影，仿佛能听到他激动的呼吸。
第三个箱子。1968年。
红色的海洋。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东方的红太阳，曾经照亮过这个岛国的某个角落，曾经让无数青年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还有格瓦拉的《游击战》，切的照片被仔细地夹在书页间——那张着名的照片，英俊的脸庞，坚定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三十九岁。
照片背后写着：“为了真正的人而战斗。”
最后几个箱子。1970-1972年。
日本的声音。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战后日本经济批判》《部落解放运动史》《三里塚斗争记录》。
还有传单、小册子、地下刊物。《赤军通讯》《全共斗战报》《革命评论》。
油印的，手写的，偷偷复印的——每一张纸都粗糙，每一个字都潦草，但每一句话都是用生命写成的。
每一张都可能让持有者进监狱，甚至送命。
新二拿起一本笔记。
封面破旧，用胶带粘过，上面写着：「1970.4-1972.2山本武」
他翻开。
字迹很工整，像是某个认真的学生。
“1970年4月15日。今天我们占领了东大安田讲堂。红旗在塔楼上飘扬。我们高唱国际歌。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新世界就要来了。”
“1970年8月3日。开始了镇压。催泪弹，高压水枪，警棍。小林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了一地。但他还在笑，说‘这点痛算什么’。”
“1971年3月12日。父亲断绝了关系。他说我是叛徒，是家族的耻辱。母亲哭着求我回家。但我不能回头。这条路，只能往前走。”
“1971年6月3日。小田被捕了。听说在里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牙齿也掉了两颗。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是英雄。我们都是。”
“1971年11月27日。开始有分歧。有人说要更激进，要武装斗争。有人说要深入群众。争论得很激烈。但我们还是同志。”
“1972年1月15日。分裂了。有些同志离开了。有些同志说他们是叛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972年2月27日。浅间山庄。”
字迹突然变得潦草，像是在颤抖。
“这还是我们要的吗？”
“这还是我们要创造的新世界吗？”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只有一个日期：1972年3月1日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山本后来怎么样了？”新二的声音很轻。
“进了三菱重工。”老板苦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现在是部长。西装革履，每天加班到深夜，在公司睡觉，周末打高尔夫。”
“偶尔来买本推理小说。”
“我们都假装不认识。”
沉默。
很长的沉默。
地下室里只有灯泡微弱的嗡嗡声。
“拿走吧。”老板突然说，声音里有某种决绝，“都拿走。”
“您确定？”
“留在这里也是发霉。”老板看着新二，眼中有某种期待，又有某种恐惧，还有某种……解脱，“也许……也许你能做我们没做成的事。”
“或者……”
他苦笑。
“和我们一样失败。”
“至少，在你失败之前，这些书还有意义。”
一个月后。
新二的房间变成了图书馆。
书堆到天花板，笔记贴满墙壁，地板上也是书，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
整个房间像是知识的迷宫，或者说——武器库。
白天上学。
晚上读书。
凌晨三点，新二还在笔记本上写着，咖啡已经喝了五杯，眼睛布满血丝：
“阶级，一个被遗忘的词，一个被刻意掩埋的概念。”
“在这个‘一亿总中流’的神话里，日本人假装大家都是中产阶级——从首相到清洁工，从大企业社长到便利店员工，都说自己是‘中流’。”
“这是最精致的谎言。”
“当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是中产，就没有人会质疑这个系统。”
“但神话背后呢？”
他放下笔，推了推眼镜。
“需要实地调查。”
“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调查。”
“是走进人群的调查。”
“像老师在湖南那样。”
他开始行动。
便利店，深夜班。
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
“新人，去清理厕所。”
店长连看都不看他，只是指了指清洁工具。
三十五岁，秃头，眼神疲惫得像是一百岁。
新二没有抱怨，拿起工具就去了。
厕所很脏。
呕吐物、尿液、不知名的液体、卫生纸散落一地、马桶堵了。
恶臭扑面而来，让人想吐。
这是深夜便利店的日常——醉鬼们的最后一站，城市的下水道。
“你是高中生？”
同事靠在墙上，点了根烟。
他四十三岁，离婚，两个孩子跟前妻。
白天在工厂流水线，晚上在便利店收银，周末送外卖。
一周工作九十个小时，月入二十万日元，刚好够房租和孩子的抚养费。
“是的。”新二一边清理马桶，一边回答。
“真羡慕啊……”同事深深吸了一口烟，“还有未来。”
“还可以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这个年纪，就只能这样了。”
“为什么？”新二抬起头。
“为什么？”
他愣了一下，像是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
“没人问过我为什么。”
“都说‘这就是命’，‘这就是现实’，‘你要认命’。”
他弹了弹烟灰。
“为什么？就是这样啊。没技能，没学历，没关系。除了卖力气，还能干什么？”
“可以学习，可以……”
“学习？”他笑了，很苦涩，“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回家倒头就睡。哪有时间学习？哪有精力学习？”
“而且学了又怎样？公司要的是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像我这种四十多岁的，就算考了证，也没人要。”
他看着新二。
“小兄弟，你还年轻，不懂。”
“这个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我这种，就是最底层。”
“从一出生，就注定了。”
凌晨三点，一个女孩进来。
校服，但化着浓妆——眼影、睫毛膏、口红，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
十六岁，也许十七岁。
眼神很空，像是灵魂已经不在身体里。
她拿了避孕套和矿泉水，还有一盒止痛药。
走到收银台。
“￥1280。”
她掏出一叠皱巴巴的千元钞票，都是新的，但被攥得很紧，留下了汗渍。
“你还好吗？”新二问。
女孩抬头，眼中闪过惊讶——在这个城市，已经很久没有人关心她了。
“……还好。”
声音很轻，很沙哑。
“如果需要帮助……”
“不需要。”她打断他，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像是在防御，“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她抓起东西，转身就走。
门口，她停了一下。
回头。
“谢谢。”
“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
“有些人，生来就在地狱里。”
“爬不出来的。”
门铃响起，她消失在黑暗中。
同事走过来，看着她的背影。
“援交。”他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天气，“这附近很多。十几岁的女孩，为了几万日元，什么都肯做。”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又点了根烟，“也许家里穷，也许被家暴，也许只是想买个包。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
学校天台，午休时间。
“我爸说，努力就能成功。”
山田苦笑着说，看着远处的东京塔。
“只要努力工作，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可他自己努力了二十年，每天加班到深夜，周末都在工作，从来不抱怨，还不是被裁员了？”
他转过头，看着新二。
“你觉得问题在哪？”
新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你爸的公司为什么要裁员？”
“说是……经营困难。说是泡沫经济的影响，说是不得已。”
“可是社长还是住着豪宅，开着奔驰，上个月还去夏威夷度假？”
“……”
山田沉默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如果不是经营困难呢？”新二继续问。
“那……那是什么？”
“那是选择。”
“选择裁掉工人来保证利润，选择牺牲底层来保证上层。”
“你爸被裁，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是因为在这个系统里，他只是一个数字。”
“可以被替换的数字。”
教师办公室，放学后。
“神永君，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相泽老师注意到了新二的变化——他的眼神变了，变得更加锐利，更加深邃。
“一些历史和经济的书。”
“哦？比如？”
“《资本论》。”
相泽老师的脸色变了。
手中的钢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是……危险的书。”
他压低声音，看了看门口，确认没人在听。
“为什么危险？”新二推了推眼镜。
相泽老师沉默了很久。
然后，像是做了某个决定，他说：
“比如为什么我教书三十年，兢兢业业，培养了无数学生，还买不起一套房子。”
“而从不工作的地主儿子，坐在家里收租，却能收我一半工资。”
“比如为什么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批改作业到深夜，周末还要补课，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贪污几亿的家伙，却只需要鞠个躬道歉。”
他说完，立刻后悔了。
“当我没说过。”
“忘掉这些。”
“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
“不要想这些……危险的事。”
工厂门口，下班时间。
下午五点，工人们鱼贯而出。
都低着头，疲惫地走着，像是一群被榨干的幽灵。
“小伙子，你是记者？”
一个大叔，看着新二手里的笔记本。
五十多岁，驼背，手上满是老茧和伤疤。
“不，我是学生。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工人的生活。”
“了解？”大叔笑了，“有什么好了解的？上班、下班、睡觉，循环往复。像机器一样。”
“您工作多少年了？”
“三十四年。”他点了根烟，“从十八岁进厂，到现在。”
“工资涨了多少？”
“……”
他沉默了。
“几乎没涨。或者说，涨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三十年前我一个月能买五十袋米，现在只能买三十袋。”
“为什么不争取？”
“争取？”
大叔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锐利。
“七十年代我们罢工过，那时候我还年轻，相信团结就是力量。”
“结果呢？”
“领头的都被开除了，工会被收买了。现在的工会主席，和社长一起打高尔夫。”
“工会成了公司的传声筒，说着‘劳资一体’，说着‘共渡难关’。”
“难关过了三十年，还在难关里。”
“如果重新组织呢？”新二问。
“不可能的。”
他摇头，用力吸了一口烟。
“现在一半是派遣工——今天在这个厂，明天在那个厂，后天就失业了。他们不敢闹事，因为一闹就被开除。”
“另一半是正式工——死死抱着饭碗，生怕被开除。他们也不敢闹事。”
“谁跟谁团结？谁组织谁？”
“而且……”
他压低声音，看了看四周。
“有人在盯着呢。”
“什么人？”
茶屋，深夜十一点。
老板是个五十岁的中年人，经营着一家小工厂。
现在喝得半醉，趴在吧台上。
“我也是受害者啊！”
他突然吼起来。
“大企业压价——说什么要降低成本，要提高效率，他妈的一个零件本来五十日元，现在只给三十日元！”
“银行逼债——说什么经济不景气，要收回贷款，利息还他妈涨了！”
“我他妈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上面压我，我不压
他一口干掉杯中的酒。
“那您为什么还要剥削工人？”新二问。
“剥削？”
他瞪着眼睛。
“我给他们工作机会！没有我，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可您住着别墅，他们住着出租屋。”
“那是我应得的！”他拍着桌子，“我承担风险！我借高利贷！我求爹告奶奶找订单！我他妈睡不着觉！”
“工人不承担风险吗？”
“他们……他们……”
他说不下去了。
沉默。
他又倒了一杯酒。
“知道吗？”他突然说，声音变得很轻，“我爸也是工人。焊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手都烧伤过无数次。”
“他攒了二十年的钱，开了个小作坊。又二十年，成了小工厂。到我手里，三十个员工，年营业额五千万。”
“我发誓过……”
他的声音在颤抖。
“发誓不要像那些资本家一样。要善待工人，要公平分配。”
“但是……”
“但是当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必须成为资本家。”
“不然你就会被淘汰，工厂就会倒闭，工人也会失业。”
“这是个吃人的世界。”
“你要么吃人，要么被吃。”
“没有第三条路。”
深夜的小巷，新宿歌舞伎町附近。
“小子，你就是那个‘月下恶鬼’？”
山口是少数幸存的黑帮成员，因为那晚他在医院——阑尾炎手术。
现在他坐在台阶上，点着烟。
三十五岁，脸上有刀疤，眼神很凶。
“我只是想了解一些事。”新二说。
“了解？”
山口冷笑。
“你已经把我们了解得够透彻了，一刀一个，干净利落，我的兄弟们，五百多人，都死在你手里。”
“为什么要做黑道？”
“选择？”
山口吐出一口烟。
“老子初中就辍学了。老爹酗酒，每天回家就打人。老妈跑了，跟一个有钱人跑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十三岁开始混社会。”
“除了拳头，我他妈什么都没有。”
“不做黑道，做什么？”
他看着新二。
“去工地？一天一万日元，还要被包工头克扣，干最累的活，住最破的房子。”
“去工厂？对不起，要高中学历。”
“去便利店？对不起，你有前科。”
“这个社会，把我们这种人逼到角落。”
“然后指着我们说：看，这些人是社会的毒瘤，是人渣，是垃圾。”
“但谁他妈问过，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如果有其他选择呢？”新二问。
“比如？”
“比如一个人能有尊严地生活，不需要靠暴力。”
山口笑了。
笑得很大声，笑声在小巷里回荡。
“你在做梦。”
“这个世界，没有暴力，什么都不是。”
“他们有合法暴力，所以他们是正义。我们有非法暴力，所以我们是罪恶。”
“但本质上，有区别吗？”
“都是在用拳头说话。”
“不一样。”新二说。
“哪里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你们用暴力压迫人，剥削弱者。真正的解放者用暴力解放人，推翻压迫。”
山口盯着他看了很久。
很久。
然后弹掉烟头。
“小子，你很危险。”
“我知道。”
“他们会杀了你的。”
“我知道。”
“那你还要做？”
“正因为危险，才要做。”
山口又笑了。
“疯子。”
政府大楼附近的咖啡厅，下午三点。
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僚。
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苟，说话温文尔雅。
“年轻人，你的问题很有意思。”
他慢慢搅拌着咖啡。
“日本的问题？很简单——我们错过了改革的时机。”
“什么改革？”
“结构改革，打破财阀垄断，改革官僚体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民主。”
“为什么错过了？”
“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
他喝了一口咖啡。
“包括我自己。”
“您也是既得利益者？”
“当然。”
他很坦然。
“我虽然不富裕，但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退休后的保障。”
“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一切。”
“谁愿意冒险？”
“人民愿意。”新二说。
“人民？”
他摇头。
“人民只想要安定，给他们一份工作，一间房子，一点娱乐，他们就满足了。”
“他们不想改变。”
“改变意味着动荡，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可能更糟。”
“如果连工作和房子都给不了呢？”
他沉默了。
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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