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声音低了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的边缘，“可楼外面那两位清洁工，一天干八个小时，工资才一百五十块，还得自己交社保。”
他修完网络，老人递给他一瓶矿泉水，说“辛苦了”，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客气。
陈砚走到楼下，正好遇见那两位清洁工收工。男人背着工具包，脚步有些踉跄，女人扶着他，嘴里念叨着“今天风太大，下次可得多绑根绳”。
他们的午饭是两个馒头，一袋咸菜，就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吃，馒头被风吹得有点凉，他们却吃得很香。
“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社保双轨制。”陈砚的眼神暗了下来，“干部们拿着高额的退休金，住着疗养公寓，而普通工人就算干到七十岁，也得为了一口饭继续出卖力气。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新的等级制度。”
从那天起，陈砚开始留意身边的人和事。
他去修宽带的家庭，大多是富裕家庭或者干部家庭，他们的家里有宽敞的客厅，有智能的家电，孩子们穿着名牌衣服，谈论着出国旅游的计划。
而他自己，租住在城中村的小平房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都要算计着房租和水电费。
他第二次被震撼，是在市北区的陆军干部疗养所。
那是一栋新建的电梯楼，门口有士兵站岗，墙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
他要去给三楼的一位老大娘修宽带，进门的时候，正好遇见工作人员送午饭——四菜一汤，用保温桶装着，还有一份水果。
老大娘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布满了皱纹，却透着股精神劲儿。
她笑着让陈砚坐，给她倒了杯热茶。“小伙子，别着急，慢慢修。”老大娘的声音很温和，像青岛冬天里的阳光。
陈砚在修宽带的时候，注意到家里有两台座机。
一台是普通的白色电话，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另一台是黑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五角星，电线是专用的屏蔽线。“大娘，您这电话还挺特别。”陈砚忍不住问。
老大娘笑了笑，说：“这是军用专线，以前给我老伴用的。”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他以前是军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走了，这电话就一直留着，算是个念想。”
陈砚愣住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位看起来普通的老大娘，竟然是军长的家属。
可老大娘的家里，却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沙发是几十年前的老款式，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布套；
电视柜上摆着几个旧相框，里面是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军装，眼神坚定；墙上挂着一幅刺绣，绣的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应该是老大娘自己绣的。
“我老伴一辈子都节俭，从不搞特殊化。”老大娘摸着沙发的扶手，轻声说，“他常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不能忘了本。”
她还跟陈砚说，这栋楼里住的都是老兵，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有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他们的孩子里，有的还在部队服役，有的去做了普通的工人，没有一个人靠着父母的关系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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