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待建的安置房，户型、朝向、楼层总有好坏之分吧？按照规定是摇号分配，但你们作为开发建设方，在具体操作上，在安置房的选房顺序上，能不能给这批最早签约、支持你们工作的工人，一个优先选择权？让他们能优先挑一个朝南的、或者楼层好一点的房子。这不违反政策，只是你们工作方式上的一点人性化调整。”
“再比如，合同上约定的搬迁过渡费，是按季度发放，还是按年发放？能不能考虑到工人们上有老下有小，可能会有急用钱的地方，把发放的时限和方式，处理得更灵活一点？比如，一次性预支一部分？这些，也都在你们企业可操作的权限之内吧？”
郑建国的话，说得极其直接，没有引用什么高深的理论，也没什么云山雾罩的大道理，就是摆事实、讲规定，然后把实际情况摊在桌面上，让所有人自己去掂量。他看着王经理，目光平静而坚定，那意思很明白：今天，你们宏远集团必须给个说法，不能就这么糊弄过去。
王经理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相当难看。他下意识地端起面前已经凉透的茶水喝了一口，试图掩饰自己的窘迫。他身边的金丝眼镜男凑到他耳边，快速地低语了几句，大概是在分析利弊。
王经理沉默了足足一分钟，会议室里只剩下墙上石英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每一秒都像是在敲打着在场所有人的神经。
最后，他清了清嗓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开始打太极：“郑局，您的提议，我们原则上是理解的。但是，选房顺序涉及到所有拆迁户的利益，如果我们单方面给这几位师傅优先，恐怕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造成新的矛盾啊。”
“那就把原因讲清楚！”郑建国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就告诉大家，这是因为宏远集团前期的工作人员在沟通中存在失误，为了弥补这个失误，才给予这批最早签约的住户一点优先权。这是你们企业在纠错，是在表达诚意。我想，大部分人是通情达理的。”
这一来一回的交锋，彻底堵死了王经理的退路。他意识到，今天不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是绝对过不了关了。
接下来的会议，就在这种反复拉锯的氛围中，断断续续地开了两个多小时。
窗外的阳光从炽热变得柔和，在会议桌上投下的光影悄然转移。桌上的茶水添了两次，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温度和香气。工人们从最初的激动，到中途的紧张，再到此刻的疲惫，他们紧绷的神经早已到了极限。就连一直精神抖擞的王经理，也显得有些焦躁，领带被他下意识地扯松了些。
郑建国始终保持着耐心，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工匠，一点点地打磨着双方坚硬的立场。他时而引述政策，时而分析利害，时而又站在双方的角度，帮忙寻找那个最微小的共同点。
下午五点一刻，当时钟的指针指向一个令人疲惫的角度时，这场艰难的谈判最后，才勉强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意见。
郑建国用笔在笔记本上，郑重地记下了最终的协商结果：
“一、开发商承诺，补偿款问题，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准并公告的补偿安置方案标准执行。”这一点，是向王经理的妥协，也是对政策的尊重。老张他们听着，虽然仍有不甘，但也明白，这已是无法撼动的铁板。
“二、同时，宏远集团认识到前期工作中存在沟通不当的问题，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工人代表提出的家庭中存在老人、病人等特殊困难的几户，承诺在后续的搬迁过渡、安置房分配等安排上，给予适当的、人性化的优先考虑。”
这一条，是王经理反复权衡后的最大让步。他巧妙地将“所有早期签约户”的范围，缩小到了“家庭特别困难的几户”，既给了郑建国面子，安抚了工人中最需要照顾的群体，又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企业的成本和麻烦。
郑建国对此没有再坚持。他知道，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能争取到这一点，已经殊为不易。
“这个‘适当优先考虑’，具体怎么操作，它的细节，还要老张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拿出一个具体名单和诉求，我们再和王经理这边对接，然后再作最终确定。”郑建国最后补充道，为这个初步意见留下了一个需要继续推进的尾巴。
会议就这么开完了。空气中那股浓重的火药味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弥漫在每个人心头的、沉甸甸的疲惫。
结果不算圆满，甚至可以说离工人们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那个曾被许诺得活灵活现的产权车位，终究是化为了泡影。但僵持的局面，毕竟是被撬开了一道缝，总算是往前走了一步。
工人们没有立刻离开。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言。李大头不再暴跳如雷，只是靠在椅子上，闷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香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神情。
老张走到郑建国面前，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挣扎。他张了张嘴，半晌才发出沙哑的声音：“郑局……今天这事，谢谢您了。俺们知道，您尽力了。”
他心里清楚，那笔钱是彻底没指望了。可不知为何，堵在胸口那股子要炸开的邪火，却散去了大半。工人们虽然对这个结果谈不上半点满意，但整个下午，郑建国没有打一句官腔，没有拉一次偏架，他拿着文件跟他们一条条地抠，又掉过头去跟开发商一字字地争。他们能感觉到，郑建国是真心在帮忙协调，而不是像他们担心的那样，一味地偏袒有钱有势的开发商。
人有时候争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口气，一个理儿。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被认真对待时，心里的气，也就莫名地顺了一些。
“老张，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郑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能从粗布衣衫下感觉到他那瘦削但坚硬的骨头。“回去跟大伙儿好好商量，特别是那几家困难的，把情况摸清楚，列个单子给我。剩下的事，我来跟进。”
郑建国亲自把工人们送到楼下，回到办公室里，觉得这事还没完。他知道，要等到补偿款真正发到工人手里，房子真正分下去，这事才能算彻底了结。
他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提醒自己下周要再跟进一下开发商那边的进度。然后他站起身，准备去食堂吃午饭，已经有点晚了，估计没什么好菜了。
果然不出所料，食堂里只剩下些残羹冷炙。郑建国也不挑剔，打了份剩下的土豆烧肉，配着一碗快要见底的紫菜汤，就着米饭匆匆扒完了事。整个过程，他食不知味，脑子里还在反复推演着今天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下午还得处理其他几个项目堆积下来的文件。厚厚的文件夹垒在桌角，一份是《关于城东新区绿化带规划的初步意见》，另一份是《西郊水库清淤工程的季度报告》。这些都是些按部就班的route事儿，只需要他仔细审阅，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走完流程即可。
他重新泡上一杯浓茶，试图用氤氲的茶气将自己从上午那场高强度的对峙中剥离出来。他戴上老花镜，翻开了那份规划报告，打印出来的宋体字工整而清晰，每一条都写得有理有据。
可他坐在那儿，总觉得有点静不下心来。
目光扫过那些方块字，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怎么也看不进脑子里去。那些关于“绿植覆盖率”、“灌木乔木搭配”、“景观节点设置”的专业术语，此刻显得格外冰冷和遥远。他捏着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却迟迟落不下去，一个批示的字都写不出来。
他脑海里时不时就会想到工人老张他们几个。
他会不受控制地想起老张说话时，那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布满老茧的手；想起李大头那涨得通红、青筋毕露的脖子；想起会议室里其他几个工人代表，那混杂着期盼、愤怒与无助的眼神。这些鲜活的、滚烫的画面，远比眼前这些白纸黑字要来得真实、来得沉重。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干脆放下了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今天那个“初步意见”，对宏远集团来说可能只是一个需要控制成本的麻烦，对这些工人来说，却是他们未来几年安身立命的根本。
那笔补偿款一天没有真正地打到他们的账户上，工人们那颗悬着的心，就一天也落不下来。而只要他们还悬着心，他这心里，就也跟着不踏实，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知道，与其在这里枯坐分神，不如先把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清掉。
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拉回到手头积压的那几份报表上。这些是常规的季度数据汇总，枯燥，但不能出错。他深吸一口气，像一个潜水员在下潜前调整呼吸，将脑中关于工人、补偿款和王经理的种种思绪暂时压了下去。
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一个个数字被核对，一个个名字被确认。他的工作状态逐渐回归，毕竟，这是他浸淫了半辈子的领域。十几分钟后，最后一份报表也处理完毕。他在落款处签上了自己苍劲有力的名字，然后将几份文件整理整齐，喊了一声：“小刘。”
内勤小刘应声而入，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
“郑局。”
“把这几份签好的文件分发下去，走完流程。”郑建国把文件递过去，语气平静，听不出半点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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